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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介绍，上世纪90年代供销系统陷入连年亏损，后得益于中央财政521亿元的拨付款，逐渐剥离划转了519亿元不良贷款。新世纪早期，供销系统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实行职工和经营者持股、系统内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推进社有企业改制。截至2007年底，全系统县以上社有企业数量为17730个，比10年前减少了37%，由10年前的亏损114亿元转为盈利96.5亿元。

“2014年4月，国务院确定河北、浙江、山东、广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省，带动全国供销系统涅槃重生。”新华社报道提到。随着2015年供销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综合改革，供销系统更是迎来跨越式的成长。

前述黑龙江省委原巡视专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近年来正是因为供销系统跨越式成长带来利润空间，诱惑着供销系统的一些官员靠社吃社、设租寻租。“供销社权力大小、职位肥瘦，和企业经营状况相关。一方面，有些企业虽然黄了，但残余资产尤其厂房、网点，随着土地的升值，出租利润空间大了；另一方面，某些生产资料因为曾经的专营形成一定规模，加上国家政策的扶持，依然活得挺好。”

供销系统官员腐败的一大共性特征，是社有资产的流失。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纪检组长佟宝君2012年在全国多地供销系统的调研结果，有的管理失控，随意担保，巨额资金长期外借，主要领导浑然不知，造成社有资产损失，“这方面发生的典型案件，触目惊心，令人警醒”。

相关案例不胜枚举。司法判决信息显示，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社原理事会主任秦亚兵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同意社有企业对外提供担保或借款，致使中农金合公司名下房产全部被抵押查封，鑫合公司、富华公司等社有企业承担担保连带清偿责任2.13亿余元，造成区供销社财产重大损失。

此前媒体报道，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曾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已累计借给河南裕华公司5000万元，不久之后，审计部门发现该公司连年亏损，连利息都已支付不起。然而高守良收受该公司给予的价值500万元股份承诺函后，又向其追加投资1亿多元，由市社投资管理中心为其非公开发行4亿元私募债券出具担保函，最终导致市社4.6亿多元资金无法收回。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高守良在职期间，“由于其随意决策、独断妄为，总社负债率增长了9倍。截至2018年底，负债金额已达182.76亿元”。

梳理案例发现，供销社腐败除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等传统涉农服务领域外，还蔓延向土地出租、工程建设、融资担保等领域。这些领域项目合作开发多，涉及资金数额庞大，腐败风险高。

浙江宁波市纪委监委提到，供销社项目合作开发建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内部管理等均是廉洁风险点。该市供销社开发某地块项目过程中，负责人蒋旭灿内定不具备开发实力的王某某为合作对象，导致数亿元房产项目的合作开发权被王某某以5000万元拿下。宁波市纪委监委介绍称，当地供销系统在项目合作对象选择上把关不严，合作以后对项目经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又监管不力，导致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集体资产大量流失。

“资产流失严重的供销社，就像没人看守的菜园子。”前述受访的黑龙江省委原巡视专员感慨。多名受访者均认为，此种现象源于供销系统特殊的体制机制。

根据佟宝君的分析，多年来供销社一直处于机关、事业单位、群团、企业“四不像”的尴尬状态：供销合作社虽不是政府组成部门，却承担着政府委托的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又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既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又都参照公务员管理；既是集体所有制性质，自己组织收益，同时又吃着财政饭，由国家供养。佟宝君认为，这种特殊体制和多元身份助长了部分干部职工“捞一把”的思想，且给供销系统带来监管难题。

40余年改革困局待解

“近年来，供销社在深化改革中不断调整定位，正在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金字招牌’正在重新擦亮。”去年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介绍，5年来全国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1万多家，总数超过3万家的基层社覆盖了全国几乎所有乡镇。

供销系统“金字招牌”的重新擦亮，基于2015年以来该系统综合改革的背景。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根据《决定》，供销系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打造中国特色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有评论认为，供销系统网点密布，有庞大的渠道优势，是高层发力农村消费的最佳着力点，也是推广三农政策、解决农村问题的不二选择。

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基层社改造，加强对基层社发展的扶持。今年6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喻红秋对外表示，3年内力争新发展基层社7000家，总数达到3.9万家。

在黑龙江，据统计截至2019年末，全省乡镇基层社总数926个，乡村覆盖率100%；农村综合服务社8841家，覆盖率达97.6%以上，比改革前增长65.07%；全系统共领办农民合作社2899个。然而《中国新闻周刊》实地走访发现，虽然黑龙江供销社基层网点实现了全覆盖，但实际运行状况堪忧。哈尔滨五常市多名离退供销社职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恢复基层社、领办农民合作社是上级社分配任务，个别合作社做成功了，但多数浮于表面，无资产、无业务，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低。

张君逸(化名)是五常市某乡镇供销社刚退休不久的负责人，据他介绍，当地基层社自负盈亏，收入包括房屋租赁和农资经营两项，支出包括缴税、人员工资等。“现在农村人口集中到县城，农村固定资产越来越不值钱，房屋租金上不去了。我们社一把手月薪1000元出头，二把手还不到1000元”。

供销系统恢复重建基层社的举动，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今年3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在《供销合作社不宜涉足农村土地事宜》一文中提到，供销社属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安排，并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组织体系的需要。“财政给他们钱，让他们给农业农村农民做点其他惠民工作，要看投入的成本，会不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要预见这类的组织会产生的寻租和腐败，会不会有既贪骗财政补贴，又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出现；还要考虑派驻纪检、监察、审计等体系和开支多大，监督供销合作社不腐败的成本多大。”

几名受访的供销人士亦对供销系统的改革成效表示担忧。前述黑龙江省社退休官员向记者解释，在市场充分竞争情况下，社属企业无法和民营企业匹敌；供销系统作为官办组织，存续几十年来始终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农民自己的组织。

因此，作为国家推进“三农”工作、直接为农服务重要载体的供销社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指出，基层社是植根农村、贴近农民、强化为农服务的基本环节，“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一直以来，供销社成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并长期摇摆于体制的变革过程中。黑龙江省社退休厅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以来，供销系统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80年代提出恢复供销社的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90年代提出要将供销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这几年综合改革，提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

他如此解释供销系统改革困境：“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留下的尾巴，其改革也像其他部门或系统一样，涉及有关利益集团，轻易动不了。改革的政策、理论与实际脱节，于是迄今改了四十多年，有血没肉，筋骨未动。”

“系统内部热衷于擦亮臆想中的‘金字招牌’，没有对垄断经营的体制进行彻底反思，一方面革新，一方面恋旧，甚至将供销时代加以美化，这会带来包括腐败在内的一系列后果。”受访的黑龙江省委原巡视专员提醒称。

创新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治理机制、理顺社企关系，是2015年以来此轮改革的另一个重点。“现在看来，综合改革走入第五年，预期的目标尚未达成。”前述黑龙江省社退休官员认为，想要疏通体制机制、破除贪腐困局，供销系统的改革之路依然任重道远。本刊记者/黄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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