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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DN编者按】跳槽是硅谷科技圈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近来Google自动驾驶汽车部门的一名骨干跳槽案却引发了业内关注。天才工程师安东尼·莱万多斯基此前曾是Google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核心主导人员，但是“希望利用科技力量来改变世界”的他在跳槽到Uber后，却遭到了Google的“围追堵截”，并以窃取商业机密的罪行将其告到了法庭。目前，这起案件仍然处于胶着状态，而Uber和莱万多斯基都被搞到精疲力尽。事实究竟是如何的？身处科技圈的从业者是否需要明确知识边界？又该如何做才能“明哲保身”？本文的作者Charles Duhigg在采访了莱万多斯基本人以及Google众多高管后，详尽地阐述了整个来龙去脉。

Urmson试图缓和局面，但已经无济于事了。2016年1月，莱万多斯基给佩奇发邮件宣布自己辞职，他在信中说“我想坐在驾驶位上，而不是副驾驶位置上，然而现在我觉得自己被放在了后备箱里。”Urmson把莱万多斯基送出了Google的大楼。许多莱万多斯基的团队成员已经收到了他的新公司的offer，于是Urmson不得不提出了几万美元的奖励请求他们留在Google。一些人留下来了，一些人拒绝了。最后，有6-7个员工离开了Google加入了莱万多斯基的公司。

不久就有小道消息说Uber要收购莱万多斯基的公司——他的公司名为Ottomotto。2016年2月，一封正式的文书出现了。Uber说他们要以百分之一的股份（当时价值六亿美元）收购Ottomotto。一位前Google工程师说，“当时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人。如果安东尼都能拿那么多，那我们应该拿多少？”8月，司机项目的软件主管给同事写信，“有许多人觉得应该今年早些时候加入Otto，”Uber给出的几亿美元的“诱惑太大了”，他补充道，“我们又出现了一波人重新考虑了他们的offer。”

司机项目的员工们开始请病假，与其他公司或风险投资公司进行面试。人们开始注意其他人的鞋，“人们买新运动鞋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在找工作。”一个人告诉我。司机项目的办公室走廊里一下子到处都是Puma和Allbirds。许多员工加入了竞争对手的机器人公司，就连Urmson自己也辞职去创业了。

Google的领导层开始害怕Uber的影响。“所有人都被Uber吓住了，”那名Google前高管说，“Uber是第一家知道你是谁、你去哪儿、和谁去、经常去什么公司，还有你的信用卡公司。有了安东尼就相当于他们就有了能帮他们避免几十亿错误的人。”

到了2016年夏天，Google开始寻求阻止莱万多斯基的方法。同年8月，高管会议的日程上出现了一项匆忙手写的计划：“关于安东尼的离开以及他后来的挖人行为，无论他们有没有带走机密信息或泄露商业机密，从被滥用的信息来看，他们的行为都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

不久，Google高管Gary Brown带领的一组法务工程师就开始梳理司机项目的数据库，寻找能阻止Uber收购Ottomotto的材料。最终他们发现了一丝端倪。据Google的消息，在莱万多斯基辞职前一个月，他曾经把工作的笔记本连到Google的服务器上，下载了大约14000个文件，其中包括硬件设计图。他把这些文件复制到外接硬盘上，然后完全清空了电脑。不久之后律师了解到，大概在同一时期，一名与莱万多斯基一起辞职的员工Lior Ron曾经在互联网上搜索“怎样在mac上秘密删除文件”和“怎样永久删除Google Drive上的文件”。（Ron拒绝评论此事。）律师后来又发现莱万多斯基曾在离开Google几周后给Ron发过一条消息：“今晚务必删除电脑和iPhone上的所有消息。”Google感到这是一条证据，可以证明莱万多斯基窃取了司机项目的机密，并以此启动了Ottomotto的业务。

但是，当律师要求Google的工程师评价莱万多斯基盗走的信息时，一名工程师却将其评价为“低价值”的信息。他在邮件中告诉Google的律师说，“律师归咎于下载行为这点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2016年12月，Google将自动驾驶部门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单独的部门Waymo，意为“新的移动方式”。同月，Waymo的律师了解到，一名中层员工曾经不小心转发了一封来自外部供应商的邮件。这家名为“Gorilla Circuits”的公司负责给Uber的自动驾驶汽车制造电路板。Waymo的律师后来写道，这些电路图“与Waymo的最高机密极度相似，并且有许多关键的特性都很一致……这些机密都属于莱万多斯基下载的14000多个文件。”

2017年2月23日，Waymo给联邦法庭提交了诉讼，称莱万多斯基离职时携带了几乎无价的信息。诉讼请求18亿5千万的损失费，并要求禁止莱万多斯基在Uber、Ottomotto或任何其他自动驾驶公司使用Waymo的私有信息。Waymo不能说莱万多斯基违反了非竞业协议，因为这一条会直接导致诉讼失败，因为他的雇佣合同里包括了仲裁条款。所以，Waymo利用刚刚通过的联邦法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起诉了Uber和Ottomotto。Waymo称，莱万多斯基偷取了商业机密。

4.Google：商业背叛有风险！

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中有这样一条：如果你愿意公开描述新发明的详细情况，提供足够精确的信息，而别人能够据此复制你的发明，那么政府就会给你专利，保证你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垄断使用该发明。“专利和版权法会故意‘泄露’细节。”《耶鲁法制日报》如是说。政府允许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赚钱，同时保证其他人能学习你的发现。

但如果一家公司有了发现之后不想分享会怎样？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要想保证知识产权的机密，那么法庭可以将其看作“商业机密”，并禁止员工将其带到任何新的工作岗位。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商业机密法律，但依靠商业机密打官司的风险非常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或陪审团几乎都没有技术背景，无法判断哪些信息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因此如果法庭作出了对你不利的判决，那就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别人窃取你的点子了。

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声称为商业机密：制造技术，配方，组织过程等。实际上，商业机密很难明确定义。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属于我们自己，还是属于之前的雇主？如果你知道某项试验不会产生有用的结果，那么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你是否必须重复这个失败的试验，以免原来的老板告你窃取了“失败的经验”？如果商业机密法律执行得过于严格，就会极大地阻碍员工的流动性，消灭引起知识流动的布朗运动。

大型科技公司经常会在专利上打官司，但一般都会避开商业机密的纠纷，因为商业机密纠纷很容易毁坏自己的声誉。“窃取商业机密的官司需要考虑道德问题。”一名与Uber和其他硅谷公司合作过的科技律师Michael A. Jacobs说。几十年前，Jacobs曾经以专利侵权起诉过一家科技公司，当时他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打赢官司。然后一天晚上，Jacobs将客户的芯片蓝图叠放到被告的蓝图上，发现线条能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被告之前为Jacobs的客户工作，很明显他复印了老板的图纸，并将其作为自己设计的基础。Jacobs说，“因为是复印的，我们才找到他们的弱点。这个证据提供了商业机密诉讼的可能性。”被告由于害怕被人唾弃而立即同意和解。

近几年，商业机密的案件变得越来越常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联邦法律的改变。1996年，国会为了阻止跨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通过了经济间谍法，让有关窃取商业机密的起诉变得更容易。2016年，国会通过了商业机密保护法，并且禁止被窃取商业机密起诉的员工在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Google用来起诉莱万多斯基的正是这部很少有人尝试过的法律。

圣地亚哥大学的教授Orly Lobel告诉我，联邦法律代表了“范围巨大的商业机密法”。她还补充道，这部法律倾向于“大公司，因为只有大公司才有钱和资源去起诉，现在他们可以认为，如果能打赢官司，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

人们担心硅谷的大公司会滥用这部联邦法律，原因之一就是大公司可以凭借不光彩的手段阻止员工寻找新工作。在2000年代中期，一些大科技公司都有秘密的“禁止挖角”协议，Google和苹果在这方面尤为突出。2005年乔布斯看到一名招聘人员接触了苹果员工之后，跟Google的高管说，“雇佣这个人就等于宣战。”不久后乔布斯就接到一封邮件，说Google的首席执行官向他保证一定会“彻底停止从苹果挖人的行为”。政府的反垄断律师曾经起诉过Google、苹果和几家其他的科技公司，认为他们的勾结“严重地影响了竞争”并且非法抑制了员工的工作机会。这些公司最终与政府和解，到2015年，他们共计支付了四亿美元来平息相关的民事诉讼。

但是，这条法律已经于2016年通过，科技巨头不需要秘密协定了。他们只需要恐吓员工，如果离职，就可能会被泄露商业机密的名义送上联邦法庭。从该法案生效后，联邦法庭上的商业机密案件骤然增多，仅去年一年就提交了一千一百多件，大部分是大公司起诉跳槽到其他美国公司的员工。而加州的案件数量要比其他州都要多。

新法案的最大影响之一是联邦检察官之间的文化变动，他们不再等待嫌疑人的明确证据，而是开始鼓励公司在发现嫌疑之后立即启动或者配合商业机密调查。位于加州的计算机黑客和知识产权部门的联邦检察官现在经常在科技会议上发言，敦促与会者在发现商业机密泄露之后尽快提交证据，这样有关部门才能起草起诉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硅谷的公司很讨厌联邦检察官的邀请。像Google、苹果这样的公司通常会要求政府签署搜查令、法庭庭谕或传票才肯提交内部数据。2013年，Google的首席律师David Drummond在公司的博客上写道，“我们要求政府人员在进行犯罪调查时，使用搜查令来要求我们提供用户在Google的账号里保存的搜索信息和隐私内容。”Google甚至就政府提出的提供儿童色情搜索的要求打过官司。

但是，怀疑前员工的硅谷高管们更愿意与联邦官员合作。联邦律师告诉我，现在科技公司会经常接近执法部门要求启动犯罪调查，藉此调查员工的流动。Lobel说：“大型的商业机密案件告诉人们，在辞职时务必要小心，即使没有竞争，你也面临着风险，因为他们可以就你头脑中的知识起诉你。”她补充到，“我认为这就是Google起诉莱万多斯基的原因。他们想传达一个讯息，他们要让背叛变得更有风险。”

5.打了两年的知识诉讼“肥皂案”

Waymo L.L.C对决Uber Technologies, Inc.的案子于2018年2月5日开庭。由129名律师组成的陪审团提交了长达十万页的辩护、动议、证词和其他文书，各种文档堆积如山，以致法官不得不提醒，碰倒文件盒都会砸伤人。双方的律师告诉我，为了准备这次诉讼，双方都花费了上千万美元。

公开辩论的那几个月不像一场有秩序的审判，更像是一出肥皂剧。莱万多斯基拒绝与记者讨论这个案件，但却巧妙地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他造了一间教堂，称为“未来之路”，致力于“在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实现、接受并崇拜上帝”。他宣称，机器终将超过人类，而他的教堂的信徒将从智力和精神上为即将到来的转变做好准备。一些人认为这个教堂非营利组织身份的目的是保护莱万多斯基的财富，但他向记者保证他为人向善。他告诉我，“我不信上帝，但我相信我们正在创造的东西，从我们认知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上帝。”

同时在法庭上，双方就谁来作证、作证多长时间争得不可开交，甚至连什么时候应该暂停上厕所都要争论。而审判本身不断推迟，一次是因为一名Uber前员工在一封信中声称Uber有个秘密部门专门用来窥探竞争对手的秘密，其中就包括Waymo。（在Uber以咨询费的名义同意向这名前员工支付四百五十万美金之后，该员工否认了这条指控。）双方都给媒体泄露了见不得人的细节。就连莱万多斯基的保姆也在这出肥皂剧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她声称安东尼在情感上虐待她，要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然而她的诉讼由于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而且包含了多处致命错误，最终被驳回了。）

法官William Alsup很快就厌倦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在法庭上宣布，“虽然这些律师都很优秀，但我无法相信他们说的一切。”展示给他的那些文档里包含了“许多隐藏了一半的事实”以及“并不准确的意见”。显然，Alsup认为发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使得莱万多斯基在“很可疑的情况下”从Waymo辞职，而“窃取的14000多份文件中很可能至少包含了一些商业机密”。他还说，“可以较为可信地设想，莱万多斯基搜刮Waymo宝库的手段并没有利用这些下载的东西的意图。“Alsup也不确定Waymo提交的证据是否能证明有信息被非法使用。他告诉Waymo的律师，“如果你们不能证明Uber获得了这些商业机密，你们可能就有大麻烦了。”

莱万多斯基下载了一万四千多份文档的事实似乎也不像当初设想的那么严重。他连接的服务器被设置为自动传输文件，所以下载这么多文件并不稀奇。而且，大家认为这个文档的“宝库”并不重要，因为Google都将其保存在了公司之外的服务器上。在开庭之前，一名Google的工程师在评价这些下载时说，“这些下载不会让我提高警惕。”（但后来他作为Waymo的一名证人时说，在莱万多斯基即将辞职的前提下，这些行为“可能是可疑的”。）

Waymo最初声称莱万多斯基窃取了121项商业机密给Uber，而且Uber侵犯了多项专利。但是，法官认为一些断言“无用”，并定下结论，Waymo“过分主张对于过于通用的工程原则的所有权”。“简单来说，Waymo认为连光学入门这种知识都算商业机密。”他说。随着开庭日期的接近，Waymo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少，部分原因是公司希望尽快结案。在陪审团选择确定之后，莱万多斯基和Uber面临的指控只有八项商业机密，所有的专利侵权指控都被撤销了。

法庭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一点就是莱万多斯基是个极其惹麻烦的人，就连他的新雇主也放弃了他。Uber的一名律师告诉陪审团，“Uber在招进莱万多斯基之后不久就后悔了。要不是安东尼·莱万多斯基，Uber也不用来打这场官司。”Uber在接到诉讼后不久就开除了他。唯一说莱万多斯基好话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在法庭上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行使了第五修正案赋予他禁止自证的权利，拒绝回答律师提出的任何问题。他拒绝确认外部公司的所有权，也不复述他与任何高管的谈话。Alsup甚至给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下达了特殊参阅，建议联邦机构调查莱万多斯基是否犯有任何罪名。

随着审判的展开，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和律师的的木制长凳经常需要清空，以便证人提供秘密的证词。毕竟，如果商业机密在公开的法庭上公开，那也就不是什么机密了。但时间一长，就算是最不专业的看客也能嗅到一些细节了。Waymo主张的商业秘密之一是二极管在电路板上的布置方式，另一个机密与用来拧螺丝的螺丝孔位置有关，还有一个是镜头的位置。一部分商业机密看上去确实能帮助自动驾驶汽车识别周围的环境，但另一部分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在开庭后的第二天，Alsup对Waymo的法务团队说，“你们想要隐藏的东西似乎并不值得隐藏。”

陪审团中的一名陪审员是个不太会讲英语的房地产管理人员，还有个是只有高中学历的电话线维修员，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很无聊，有时候还会睡着。他们需要检查一台LIDAR设备（通过激光脉冲确定物体距离的设备）的电子线路图，以确定该设备的技术中是否包含工程师们的常识。

一名陪审员在庭审之后告诉我：“我完全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我想要谋杀案的判决，结果却得到了这个。”

随着时间流逝，Waymo的核心观点——莱万多斯基是否窃取了有价值的机密并交给Uber——也变得越来越弱。Waymo的诉讼部分依靠证明Uber的联合创始人Travis Kalanick和Uber的高管在雇佣莱万多斯基的时候是否曾经与他合谋。Kalanick是个很好的目标，因为他犯过太多错误——对司机大吼大叫，鼓励工人违反安全守则，无视员工的性骚扰报告等，以致Uber开除了他。Waymo的律师Charles Verhoeven在他的开场陈述中承诺，他会证明Kalanick曾经告诉他的助理们说“我们要找到作弊码”。Verhoeven继续说到，“我上了年纪，不知道作弊码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在玩游戏时，作弊码就是能让你跳过一些必要的步骤进入下一步的东西。所以，这等于说Uber的CEO在说，‘我们要利用莱万多斯基来找到这些作弊码。’在他们自己的话里、书面发文档里，Kalanick说过他要利用莱万多斯基来跳过Google。”

但当Kalanick站在法庭上时，他表现得不像个坏蛋，更像一个尽职的翻译，帮助落伍的律师理解孩子们的说话方式。他解释道，“作弊码这个词在科技行业的意思是还没人想出来的优雅的解决方案。”

Waymo的律师问：“Kalanick先生，我想我看过新闻，你最近玩了许多游戏，这是真的吗？”

“我喜欢iPhone上的游戏。”Kalanick说。

“在游戏的语境里，你知道作弊码是什么意思吧？”律师问。

“我知道，但游戏中的作弊码是开发商故意放进去的，是游戏乐趣的一部分。”Kalanick回答。

“作弊码可以让你跳过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进入下一阶段，对吧？”律师问。

“不是的。”Kalanick回答，然后陷入了沉默。陪审团开始窃窃私语，他们觉得法庭变成了网上论坛里的骂战。 一位明显是游戏玩家的陪审员仿佛手里拿着游戏手柄一样，跟他旁边的人说起了任天堂的经典作弊码：“上上下下……”

“我没有问题了。”Waymo的律师说。Kalanick离开了证人席，他一直在观看的老父亲给了他一个尴尬的拥抱。“我为你感到骄傲。”走出法庭时他的父亲悄悄跟他说。

一名Uber的律师跟我说：“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们不会有事。”

6.双方和解

在庭审开始之前Waymo要求18.5亿美元的赔偿。但现在，面临着败诉的可能性，高官们聚集到了一起。Waymo的一名律师跟我说，“如果我们败诉，那么法庭就有可能会公开我们的记录，我们所说的商业机密就会落到公共领域。”Waymo高官们指示律师去和解。

第二天早上，Waymo的律师告诉法官，公司愿意撤诉，以换取Uber的0.33%的股份，大约价值两亿五千万美元。双方都不需要承认错误，Uber承诺以后不使用Waymo的硬件——当然，Uber一开始就称他们从来没用过，所以这个承诺其实很容易。而对于一个市值七百多亿的公司来说，牺牲一小部分股份也是九牛一毛。

但是，Waymo在民事诉讼上的后退并不意味着高管们用尽了一切法律手段。他们还发起了一场针对莱万多斯基的秘密审判，要求收回给他的12亿美元的奖金。目前这个案子依然在审理中。而且，另一波攻击也开始了。一位名叫Matt Parrella的助理检察官找到Waymo和Google说，如果公司能提供帮助，他愿意对莱万多斯基展开犯罪调查。

不久，Parrella和他的同事就拿到了Waymo本来没打算开示给有关部门和公众的机密资料。一名了解美国检察官调查内情的律师说，看起来“Google一开始并不想协助犯罪调查，但在法庭上失利之后，他们就变得主动起来。实际上，没有受害人的全力协助，商业机密窃密是很难定罪的。没有详细的指导，联邦政府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拒绝评论该案件。）

Google没有像在网站上声称的那样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有搜查令才能进行犯罪调查”，而是允许联邦调查员查看Waymo员工的秘密证词，访问他们的内部电脑记录。有些时候，Waymo的律师甚至会告诉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应该传唤哪个文档，这样公司就可以无需正式合作就能将私有信息交给政府。Google的一名前高管对我说，“看到Google从当初的思想开放的公司变成现在与政府合作的可怕、自私的集团企业，我感到非常失望。”

一名负责商业机密调查的联邦官员说，硅谷的公司在与检察官合作的方面是“最两面三刀的”。“他们希望在公众面前保持好的形象，但私底下却会说‘嗨，我们接受传唤，我们甚至会帮你写传唤。’”而且，与民事诉讼不同，联邦检察官起诉莱万多斯基的罪名不需要他窃密并交给Uber的证据。该官员说，“如果我偷了你的钱包，就算没有花一分钱，也是犯罪。”

为政府工作的律师们说，一些商业机密的检察有助于打击盗窃行为。今天早些时候，联邦检察官们成功地起诉了一家名为Sinovel的中国风力发电制造商，因为他们窃取了一家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致使后者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但像莱万多斯基这种案子并没有确切地表明谁被盗或谁被伤害，所以很难说美国的商业受到损害。不过，Parrella和他的同事们还是鼓励Google和Waymo继续协助调查这个案件。内情人士说，他们还不确定有关部门是否会提出控告，但如果莱万多斯基被捕，那将是硅谷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窃密犯罪。“没有什么比商业窃密罪更有威慑力了。”这名联邦官员说，“它会给所有硅谷人敲响警钟。”

但警钟的回响也会干扰到最初推动硅谷走向成功的动力。一名专门代理以窃密罪被起诉的科技员工的律师Daniel Olmos说，“这种案子不需要太多就会阻止员工的流动性，一两件高额的案子就够了。”他继续说到，“我经常收到吓坏的工程师打来的电话，他们把公司的东西放到个人电脑上带回家工作，但现在他们开始担心在跳槽之后是否会被起诉。而且你都想不到，他们的担心竟然是正确的。如果一家公司对你的数字历史认真，那肯定能找到起诉的证据，比如插进电脑的某个优盘，或者发给自己的一封邮件等。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接招聘者的电话。”

一些离开了Waymo的人告诉我，他们曾经收到过Waymo的恐吓邮件，警告他们技术窃密的危险而且Waymo会在必要的时候起诉他们。一名前Waymo员工现在在另一家公司工作，他说这种恐吓战术非常有效：“我们商量好，绝不做任何可能与Waymo竞争的事情。想想他们在盯着你就觉得很可怕。”

7.莱万多斯基：我不是坏人

实际上，即使针对莱万多斯基的犯罪调查和仲裁毫无结果，从许多方面来看Waymo和Google也获胜了。“Google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名代表Uber的律师说。“他们开除了安东尼，分散了Uber的注意力并拖延了其一整年的进度，而且还让所有人知道，如果你拿了他们的东西，他们就会整垮你，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你是祸根。”

尽管Uber依然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许多当时收购Ottomotto时加入的员工都已经辞职了。同时Waymo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在飞速前进，他们的汽车已经行驶了八百多万英里。在亚利桑那州，公司还启动了商业自动驾驶服务，与Uber竞争。最近在一次拒绝听证之后被国会议员批评“傲慢”的拉里·佩奇现在依然是Google帝国的头号人物，他的身价大约有五百亿美元。（佩奇拒绝了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Google联合创始人兼Alphabet现任CEO拉里·佩奇（左）

在一份声明中，Waymo称起诉Uber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我们几百名工程师的辛勤工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关于Alsup法官要求联邦有关部门调查莱万多斯基的行为，该声明表示，“我们知道指控和我们收集的证据的份量。”Waymo还说，“我们的起诉并不是草率的决定。Waymo和Google一直在支持员工和前员工进行新的尝试。”尽管与Uber和解只达成了最初要求的18.5亿中的一小部分，但“我们达到了最主要的目标，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技术不被非法使用。”Waymo拒绝回答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合作的问题，也拒绝透露公司为有关部门提供信息的政策，但说“如果有合法的流程，我们就会遵守法律的要求，在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Waymo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接触，与Waymo针对Uber的民事诉讼没有关系。”

莱万多斯基在被Uber开除后就失去了工作，但大家很难同情他，他依然非常富有。他离开Google时带走了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应该带走的东西，尽管大家对于这些东西的价值有不同的意见。莱万多斯基似乎随时都会抛弃他的队员并随时背叛，而且他只是为了自己赚钱。他是个聪明的雇佣兵，敏锐的机会主义者，一个没有任何忠诚可言的人。他创造了改变世界的技术，然后尽可能榨取其中的价值为自己所用。换句话说，他就是硅谷道德的标准。

莱万多斯基感到很生气别人把他当成坏人。“我不承认我做了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他说，“至于我是否在跟他们竞争？那肯定是的。”但他补充到，“但我不是贼，我也没有撒谎。”他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别的父母看到他都会回避，他也厌倦了在路过机场的时候被路人拍照。但他相信，他的恶名终究会平息。尽管他不再拥有他从Google带到Uber的技术，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依然在他头脑中，而且他还有许多新点子。一家投资基金最近开始接纳他的提案：一家新的自动驾驶卡车公司。他预测会有一些来自海外的资金，包括一些中国的投资者。讽刺的是，联邦商业机密法本来的目的是避免知识产权流向海外，结果商业机密的检察迫使莱万多斯基与海外连手。但他自己没有任何压力，他关心的只有下一步动作。似乎一切都有办法解决，即使有着不光彩的过去。

在民事诉讼和解之后他告诉我：“唯一值得我关心的就是未来。我不知道我们学历史有什么用。当然历史有意思，什么恐龙啊、尼安德特人啊、工业革命等等。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用不着关心。你不需要了解历史上他们都做过什么。在科技行业，唯一重要的就是明天。”

相关链接：https://www./magazine/2018/10/22/did-uber-steal-googles-intellectual-property，译者弯月，责编郭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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