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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字学家胡小石(1888年-1962年)逝世六十周年。在江南文脉的传承中,胡小石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作为东南学术的代表之一,胡小石熔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及金石书画之研究于一炉,特别于古文字学、书学、楚辞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等方面成就突出。

自1921年至1928年,胡小石先后在北京女高师、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主讲“中国文学史”课程,后以《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为题出版。除该书外,此次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还收录有1991年出版的《胡小石论文集续编》。

胡小石(1888年-1962年),名光炜,字小石,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浙江嘉兴,文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

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一书中,胡小石历叙《诗经》、楚辞、汉赋、汉魏晋南北朝古体诗、唐律体诗、唐五代词诸体之源流正变,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阐明各种旧说,不少创见,被学术界公认篇幅不长而颇具卓识。

已故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曾说:“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不囿于正统成见,尝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一代有一代之风格。于周代则取诗三百篇与金文中之韵文,于战国则取离骚,于两汉则取乐府、辞赋,于魏晋南北朝则取五言诗,于唐取其诗,于宋取其词,于元取其曲,于明清取其南曲、小说与弹词。著中国文学史一书,考镜源流,阐述发展,影响至巨。”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选取自《中国文学史讲稿》一书《通论》的部分引言,以及《上古文学》总论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所用关于文字的插图均来自该书。

原文作者|胡小石

《中国文学史讲稿》,胡小石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

中国虽说是一个富有文学宝藏的古国,文学作品的数量颇不在少数,而且各体皆称完备。每代都有新文体产生,但是将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明白地公正地叙述出来,而能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中国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

不过从前虽无整个的文学史出现,许许多多的文人倒有不少谈到关于文学流变的种种问题,散见于零篇碎简之内。而且其中颇有合乎近代论文的旨趣,及应用演进的理论,以说明过去历代文学的趋势的人。我们在这里要举一位清代大儒焦里堂的论文名著为代表。这篇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史。焦君的话,引在下面(见《易余籥录》十五):

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载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则三百篇之余气游魂。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而东方朔、刘向、王逸之骚,仍未脱周楚之窠臼。其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陈、周、隋,于此为盛。一变于晋之潘、陆,宋之颜、谢。易朴为雕,化奇为偶。然晋、宋以前,未知有声韵也。沈约卓然创始,指出四声。自时厥后,变蹈厉为和柔。宜城(谢朓)、水部(何逊)冠冕齐、梁,又开潘、陆、颜、谢所未有矣。齐、梁者,枢纽于古、律之间者也。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

若陈子昂、张九龄、韦应物之五言古诗,不出汉魏人之范围。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观)、柳(永)、苏(轼)、晁(补之),后则周(密)、吴(文英)、姜(夔)、蒋(捷),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昆、西江诗派,不过唐人之余绪,不足评其乖合矣。词之体,尽于南宋。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而李(梦阳)、何(大复)、王(世贞)、李(攀龙)之流,乃沾沾于诗,自命复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偶与人论诗,而纪于此。

从上面所引的焦君的文章,可得到下列种种观念:

(一)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他最能认清在什么时代就产生什么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

(二)认清纯粹文学之范围。中国人自来哲学与文学相混,文学又与史学不分,以致现在一般编文学史的,几乎与中国学术史不分界限。头绪纷繁,了无足取。焦君此篇所举的历朝代表文学作品,如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均属于纯文学方面。文学的面貌既被他认清楚了,讲起来,才不至于夹杂不清。

(三)建立文学的信史时代。文学为感情之表征。有人类即有感情,有感情即有文学。“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但我们要讲的是文学的信史。须以文学之著于竹帛,而且能够确实证明是真的作品以为断。因此,我国文学的信史时代,不得不因之而缩短。焦君所讲断自商代,因为他相信经古文家之说,以《商颂》为商代作品。他并不远取《击壤》《南风》《卿云》等歌谣,甚至于葛天、伏羲时的选著,这是他的一种专崇信史的谨严态度。很可供后来讲文学史者所取法。

(四)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每种文体,都是最初时候很兴盛,以后渐渐衰败,终于另外出一种新文体来代替旧的。但新文体既产生之后,仍然有一班人保存着旧的文体。这种人“舍其所胜,以救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这种论调,是从前一般过于贵古贱今的文人所不敢出口的。

至于这篇中偶有误点,如相信《商颂》的时代,及苏、李诗,且把韦玄成祖孙误为父子等。但大体的主张,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胡小石创作照。

《尚书》有许多篇是后人增附的

讲到我国邃古的文学,不患材料的不多,只怕材料的不真。我们首先若不建立一个信史开始的时代,随便轻信一切传说,遂不免以讹传讹。大讲其三皇五帝的文学,或甚至盘古时代的文学,若不是捕风捉影,便是自欺欺人。

上古当断自何代,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在此,暂举古人所称引的最早人物的事迹,以作比勘之用。

《尚书》总算是很可靠古籍之一种,据那上面记载的时代,以《尧典》为最古,即至春秋时,孔子日常教导人所援引的古代之君,亦限于尧、舜,至《周易·系辞》传说到伏羲。但此传并非孔子所作。宋代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久已致疑。到战国时人,如庄子之类,又谈到黄帝。到了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立《五帝本纪》,亦托始于黄帝。但他同时又自认“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至于汉代一般造纬书的人,简直谈到五帝以前开辟时事(参看《太平御览》七十八至八十一卷)。至司马贞《补史记》,于是加上《三皇本纪》。托始于伏羲。至宋代罗泌作的《路史》,集诸纬之大成,又益以道藏之说,更加上了《初三皇纪》与《中三皇纪》。他又根据《春秋元命苞》十纪之记“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年”,这比今人动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夸的人,更张扬万倍。

从以上举的例看来,愈是时代愈后的人,所知道古人的时代愈远,其令人莫名其妙。且最先提出三皇之说的,为秦博士。他们说三皇为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这显然是由当时一般方士捏造古事,以迎合好大崇古的秦始皇心理。尧、舜本为儒家之理想人物,于是农家如许行之徒,不搬出一位较远的神农来。及至战国之末,一般道家,又请出更神秘的黄帝来,以与儒家之尧、舜对抗。到汉代武梁祠画像,如伏羲、女娲之类,均为人头蛇身,奇离惝恍,亦“想当然耳”之人物形状而已。

即以后世相传之虞、夏书来说,教人致疑的地方颇不少。怀疑尧、舜,早有战国时人韩非。怀疑《尧典》,又有东汉时人王充。现且姑舍去史实不谈,单就文字上看来,已有几点令人不解:

(一)以文学演进的公例推去,不应较为早出的虞、夏书,反为文从字顺,排偶整齐。而较为晚出之《盘庚》《大诰》,反而“佶诎聱牙”。即假定谓《尧典》为夏代史官所追记,亦在殷人之前。试问当时用何种文字记录。大概虞、夏书之成,至早想亦不能在东周之前。

(二)《禹贡》所载禹之治水之不可信,德人夏德在他所作的《中国古代史》中早已致疑。禹所谓的江、河、淮、济四条大水,以及无数小川,合计有数千海里之长。以当时稀少之人口,粗笨之器械,在几年中,能做成偌大工程。大禹真不是人,而是神了。且经近代地质学家考察,江、河原来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就是用现代技术来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没有铁器呢?

(三)文字演进公例,由简趋繁。如《盘庚》等篇所用之字偏旁都很简单,而《禹贡》上的字,所用的偏旁很繁复。以现今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为断,尚未寻出从金的字,而《禹贡》上则各类金属字都齐备。古代把铜叫作金,而把今人所称为金子的叫作黄金。殷人确能用铜,因出土之甲骨及器物之雕琢工细,有非石器所能为力的。但殷人尚未能用铁,而《禹贡》上则金、银、铜、铁、锡都早已完备了。

不必多举,只要以上几个证据,已足断定《尚书》有许多篇是后人增附的。

确定信史时代,应当以有可靠的文字成立时为准则

人类总不免有怀古幽情,每每眷顾着古时的理想黄金时代。且从前人与现代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很有不同的见解。自来许多学者,每以退化的眼光去看历史,觉得人类愈古愈好,黄金时代已成过去陈迹,徒令吾人追慕,不能自已。现今讲历史的学者,多觉得人类总是向前进化的。黄金时代尚在未来之时,古昔并非真足迷眷。不过聊以自慰,吾国古时儒家、道家,都喜欢举出他们古代的理想国度,借以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皆务为治者也”。

夏德以为中国信史时代,宜从有《诗经》讲起,那显然是受了讲希腊史先从荷马的诗歌时代为起首的影响。若讲信史,定要以周代为断,又不免把古史时期太缩短了。

若要确定中国的信史时代,应当以有可靠的文字成立时为准则。于此,不得不联想到举世相传那位造字的始祖,仓颉。仓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汉代即有二说:

(一)仓颉庙碑“史皇仓颉”,此派承认仓颉为古代造字的帝王。以后罗泌作《路史》,即以此为宗尚。

(二)《说文叙》“黄帝之史仓颉”。这派又把仓颉由皇帝而贬为臣僚了。后世宗仰此说的很多。

汉碑多为今文家言。作《说文》的许叔重,其学出于贾逵,与左氏春秋毛诗同为古文家言。两说究竟以哪一种为准?至今实无从断定。总之,文字既为社会公用符号,实为社会公共产物,不能硬派一个人去享独造之功。无论仓颉是君是臣,怎能包办造字的全权呢?荀子说得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假定古代有仓颉那样一个人,也不过是爱好文字者,亦非创造文字者,说他创造文字,周末人尚不承认哩!

所谓仓颉创造的字,据流传于今日的淳化阁帖中,载有一部分,好似符录一般,固然万不可信。又据《说文》秃字说,“秃,仓颉出见人伏禾中,故作秃”,说来亦觉可笑。韩非又引仓颉所造的字:

从文字学上去断定史事,此路是可以通行的。清代研究文字学的人,以道光前后为转机。前乎此者,是以书证书,如发觉宋本《说文》某字之可疑,乃从《玉篇》或《广韵》及其他古书中之引《说文》者,以证明其正谬。如段玉裁、严可均、姚文田等皆是。后乎此者,是以古器文字证书,一般考古金石家的影响及于学术界者不小。每据金文以订文正字之源流,及纠改许书之误谬。

王筠作《说文释例》每卷后之附录,实为近代文字学革命之导火线,然而他还不敢明目张胆攻击许氏。直到吴大瀓出了一部《说文古籀补》,始正式攻排许氏。然二三千年后的学者,能知多少古音古训,当然是许氏之赐。大约《说文》中之古文、籀文,多不可信,而篆文颇多可信的。

图画与字之区别,究在何处?

中国文字可得而征信的,大概要从殷代讲起。

夏代文字之传于今者,尽是伪托。前人辩之已详,这里不必多引。至今我们还不能证明夏代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字。

吾国文字,由图画蜕变而来,可无疑义。故六书应以象形为第一。但图画与字之区别,究在何处?前者是用一种形体,以代表所欲表明之动作。例如为人荷戈,为子抱孙,荷字与抱字在图画中,无此实物。只能从两种形体合成之位置上,寻出一种相当动作之意义。随后图画中之形体,一变而为文字中之名词。中国有许多名词,至今尚未脱图画范围。但名词又不能表动作,乃另造动词以应用。故动词正式成立之日,即文字对图画宣告独立之时。

古器所刻文字简约,且多用方笔,人名每用干支。这两种正为殷代文字之特点。有人谓以干支命名始于夏之孔甲,殊不知殷之远祖王亥(即《天问》“该秉季德”之该)较孔甲为早已用干支为名之例。(近人收集殷代文字的一部大著,要算罗振玉氏的《殷文存》)从前人——尤以宋人为甚,设法附会图画为字形,每多讲不通之处。现在我们要还它们本来面目,看这些图形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图腾”之选制

从殷人所遗留的图像看来,可见当时社会尚去獉莽时代不远。虽说脱离了图腾制度,然而到处尚留着这种痕迹。例如古代铜器上所刻的:

(二)宗教之礼仪

时代愈古,对于宗教之信仰愈深。殷代差不多是以鬼治国。些微小事,都要取决于卜。故当时对于祭祀的礼节,非常重视。

今传世铜器上或刻作。

(三)武功之炫耀

人性好斗,古已如斯。殷代当与他国竞争,屡见于卜辞。此风至周尚盛,如周代武功以宣王之南服淮夷、北克猃狁,为有声有色。故彝器之勒名纪功,亦以此时为多。惜殷代文字之用尚未广,故多作图以表示之。如:

若下图则显然活现出一个手执斧钺、献俘于王的勇士形状了。

(四)田猎之娱乐

殷代尚属游牧时代,人民迁徙无定。随地获弋鸟兽,如:

以上略略提了几项殷代图像的种类,现在要谈殷代的文字。二十几年以前(指作者写作时),在河南安阳县洹水南古之殷墟中,忽然发现大批甲骨文字,经过几个学者考释,始确定为殷人文字。所刻帝王名字,从汤起至于武乙,故此种文字已全全脱离图画的范围,大概为殷末武乙以后的遗物,比铜器的图形较为晚出。

纪录片《发现甲骨文》(2011)剧照。

由以上二类文字看来,殷人是由新石器时代而转入铜器时代的,龟甲和兽骨的本质,都很坚硬,非石器所能刻画的。所用的谅必是铜锡合金的器具。前数年西人安特生在渑池发现石器,他就断定殷人还在石器时代,那话是靠不住的。

原文作者/胡小石

摘编/安也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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